对于山西煤炭业兼并重组，大家忧虑的是“国进民退”。但结合此前吉林通钢“民进国退”的惨剧，谁进谁退似乎还不是本质问题，本质在于：怎么进怎么退？是市场规则主导，还是政府大手包办？如果是霸王硬上弓，权力硬做主，这种“包办婚姻”不管把谁逼成“小媳妇”，都难免让人心中打鼓，满腹狐疑。“出发点是好的”是他们的挡箭牌，而“归宿点是糟的”也常常成为某种宿命。

国人屡屡陷入非左即右的窠臼。今天，大家都说让国有煤矿主导兼并、中小煤矿彻底退出如何如何好，节约资源、减少腐败、提升安全……我想问的是，大家还记得当初搞市场化改革的时候，我们是怎么描述国有企业的“坏”吗？工地悲剧、国资流失、效率低下、腐败横生……靠什么相信我们不会回到原来那个“问题山”上？此次“国进民退”据说要解决官煤勾结、矿难多发两大问题，但到目前为止，很难有什么证据能证明，国有化就是最佳“药方”。乐观与突进，更像是想象出的花朵。

包办婚姻的特点是家长主导拉郎配，新人很遭罪；权力经济的特点是政府主导拉郎配，企业很遭罪。包办婚姻也有幸福结局的，那是建立在大多数不幸基础之上的；企业重组也一样，以往教训俯拾皆是。重组还没开锣，“组建三个亿吨级、四个五千万吨级大型煤炭企业集团”的设计已经做好，但如此设计怎么看怎么像计划经济。这边厢，“国进民退”猛力推进；那边厢，指定主体、指定区域、指定方式、规定时间的兼并重组严重透支着当地的投资环境，“永远不敢来山西投资了”，就是市场的作答。权力经济的“优势”是政府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，今天说搞“资源有偿、明晰产权”，就把你招来；明天说要“兼并重组、优化资源”，就把你撵走。天底下可有此种方式而成功的经济发展？

光讲“煤老板”的坏处，当然几箩筐也装不完。减少污染、减少血煤、减少腐败的说辞，的确很有诱惑力，但实现美好目标的路径，是否只有简单的、粗暴的、一刀切的国有化一种？为了一缕新鲜空气打开一扇窗，是否一定要随手关上两扇门？市场经济搞了这么多年，我们的官员应该学会用市场的方法实现社会管理。兼并重组当然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现象，但姓“资”姓“社”不是要害，性“良”性“劣”方是根本，政府官员不能依然如此迷信“姓氏”。怎样通过监管，淘汰官煤勾结、事故频发的劣质煤矿；怎样通过引导，鼓励有资质的民营企业做大做强……都需要徐徐图之，而非一刀切之，靠经济主体的变更解决政治领域的腐败与公共治理领域的监管，未免有些一厢情愿，而任何的刚愎自用，到头来都可能沦为一场“折腾”。

著名经济学家许小年曾说：“国进民退”和我们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背道而驰，需要尽快地停止这一趋势。笔者则认为，真正背道而驰的，是政府管理经济的“手法”—政府应该做的不在经济之内，不在市场里，而是经济和市场之外的法治建设，这是30年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；但事实表明，有些政府对于经济的指挥意愿，非但没有减弱，反而开始增强。既当裁判又要踢球，焉能不搞坏市场秩序？有“煤老板”将温家宝总理的一段话摘录下来随身携带，“我们必须为民营资本的进入和民营企业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，打破垄断和限制，这也是我们进一步改革，保持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”—但在基层的现实当中，他们面对与此相反的做派，却只能无力，只能假装鼓掌，被动“欢迎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