湘南衡阳地下，再现“血煤”惨案！

10月29日18时，地处衡阳市衡山县长江镇的霞流冲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，29条生命瞬间陨落。

这家年产煤3万吨的国有小煤矿，此前一年内已经7次整改，而且矿难发生前煤炭生产许可证、矿长安全资格证等“三证”已经被暂扣近两个月。

而这只是衡阳煤炭管治乱象的冰山一角。记者获悉，衡阳下属主产煤区耒阳市，继今年曝出耒阳矿产品税费征收管理办公室(下称“矿征办”)腐败窝案后，该市市委常委、常务副市长史廷光、市煤炭局局长李四毛等多名官员也因涉“煤”而被调查。

据公开资料统计，自2009年来，衡阳各地至少发生煤矿矿难7起，地域遍及耒阳、衡山、常宁，死亡人数高达67人，而其中尤以耒阳矿难居多。

矿难频发，官员涉“煤”，衡阳煤炭管治乱象的隐秘一面逐渐现形。记者独家调查到，衡阳，特别是耒阳，已经形成一条隐秘的“血煤”链条，覆盖“违规挂靠整合-通风报信-矿难瞒报-赔偿善后-煤炭销售”等各个环节。

在耒阳采访期间，一些基层官员和矿主均向本报反映，部分地方官员，与煤商利益勾连，采取非法审批、违规挂靠等方式，默许甚至纵容部分煤矿非法开采，同时，在上级检查时为煤矿通风报信，并在发生矿难后协助瞒报，出钱给遇难矿工家属了难。

深陷“血煤”链条的衡阳煤炭，如何完成自我救赎？

霞流冲：一座屡整不改的煤矿

自去年10月至今年10月共进行过7次检查整改，但直至事故发生时仍未整改到位。

此次发生“10.29”矿难的霞流冲煤矿，位于衡山县长江镇，是衡阳市属国有煤矿，年产煤量约为3万吨，属于国有小煤矿。

据初步调查结果，矿难的直接原因是瓦斯突出引发爆炸。国家安监局局长骆琳表示，这起矿难的发生系违法违规生产经营所致。

媒体报道称，霞流冲煤矿在事故前被暂扣煤炭生产许可证，而事实上远不止此。记者调查到，该矿自今年9月7日就被暂扣煤炭生产许可证、矿长资格证、矿长安全资格证等三证，且自去年10月至今年10月共进行过7次检查整改，但直至事故发生时仍未整改到位。

“从去年开始，我们对霞流冲煤矿先后搞过7次检查，并多次下发整改通知书，但煤矿并未按规定停产整顿，而是继续生产。”衡阳市煤炭工业局安全科长尹镜明告诉记者。

记者在衡阳煤炭局相关材料中看到，仅在2011年9月7日，也就是矿难发生前1个多月，市煤炭局即在检查中发现霞流冲煤矿存在21条安全隐患，包括未采取“四位一体”防治瓦斯突出措施、未执行瓦斯抽放措施、现场管理不到位等。

“9月4日，矿里死了1个人，我们扣了矿里的三证后，要求整改，10月份又查了一次，发现还是没整改到位，于是要求继续整改，但是没想到只过了几天又出事了。”尹镜明叹息道。

而记者从衡阳市煤监局网站查阅到，早在2008年，霞流冲煤矿即被查出瓦斯突出，但此后煤矿一直继续生产，而煤矿最近一期的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为2008年10月27日-2011年10月27日，也就是说，矿难时煤矿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已经过期。

尹镜明透露，目前霞流冲煤矿矿长邓双华、安全矿长阳祖林、生产矿长谭雪梅已经被公安机关控制，进一步的调查工作则由湖南省政府牵头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负责。

霞流冲矿难只是衡阳矿难的一个缩影。在煤炭更丰富的耒阳市，近两年矿难尤其频繁。据公开资料，2010年3月24日，耒阳市大义乡黄安煤矿发生一起安全事故，死亡2人；3月29日，该市南阳镇鑫源煤矿发生井下穿水事故，死亡7人；4月1日，该市马水乡界冲煤矿发生一起顶板事故，死亡3人。

而最为人所知的，是今年6月20日发生的耒阳三都镇都兴矿难。官方报告称5人死亡，2人失踪；但后来媒体的报道显示，实际死亡人数达13人。

此外，衡阳的另一产煤区常宁市也时有事故发生，2009年3月，该市三角塘镇企业办煤矿发生透水事故，造成13人死亡；2011年1月，该市蓬塘乡天江煤矿瓦斯爆炸，导致4人被困。

耒阳：因瞒报被双规的常委

“史廷光管公安、司法、矿产、安监，基本上跟煤炭有关系的部门都是他的管辖范围，面对煤炭的暴利，要他独善其身，容易吗？”

与矿难频仍相伴的是，衡阳“官煤勾结”、“官矿勾结”的腐败乱象，典例之一就是此前已曝光的“史上最肥科级单位”耒阳矿征办腐败窝案。

而最新的主角是耒阳市委常委、常务副市长史廷光及其以下一众官员。湖南省纪检机构一人士向本报透露，史廷光已经在一个月前因矿难瞒报被双规，同时被调查的还有耒阳市政府办副主任曾湘平，市煤炭局长李四毛。

“史廷光双规跟矿难瞒报有关，至于有没有入股煤矿和贪污受贿等问题，现在还在进一步调查中”，上述纪检人士进一步透露说。

记者了解到，1973年出生的湖南永兴人史廷光，6月22日刚由副市长被提名为常务副市长，分管发改、安监、煤炭、矿产、公安、司法等工作，协管矿产品税费征管。

史廷光出事，正是源于三都镇都兴矿难。今年6月20日，都兴煤矿发生透水事故，导致13名矿工死亡，但这一矿难被瞒报，上报数据是“5死2失踪”。

“矿难是6月20日上午10点发生的，史廷光第一时间就得到了消息，但当时衡阳市委正在讨论他担任耒阳常务副市长的问题，为了不影响仕途，史廷光决定赌一把，将事故暂时压下不报。”一位曾在耒阳市政府任职的官场人士向记者透露。

记者在三都镇实地了解到，事故发生后，由于相关领导瞒报，救援措施并不得力，无助的家属只好向邻县郴州永兴县政府求助，后通过郴州市煤监局传话，衡阳市煤监局才知悉治下发生矿难，直至下午5点，耒阳市才将矿难事故上报衡阳市。

正是有了这个时间差，耒阳市相关方面才得以封锁消息，对相关人员封口，最终上报的矿难时间是下午2点20分，伤亡数据是“5死2失踪”。

瞒报为史廷光争取了时间，耒阳市政府门户网站显示，6月22日，史廷光被继续提名为耒阳市委常委、常务副市长。

不过，纸包不住火，在群众举报下，都兴矿难“死亡13人”的真相很快大白天下，涉嫌瞒报的史廷光、李四毛等也被调查。此外，耒阳多名官场人士私下向记者透露，史廷光被双规，恐怕不仅仅是因为矿难瞒报，还牵涉到官煤勾结的问题。

前述官场人士透露，史廷光在耒阳政界根底不浅，其伯父史习俊曾先后担任耒阳市委副书记、市人大主任。政治背景深厚加上主管煤炭之便，使得史廷光有了更多“与煤商打成一片”的机会，进而衍生的，是权力切入煤炭黑金的寻租空间。

衡阳煤炭局安全科长尹镜明表示，国家在“十一五”期间即停止了30万吨以下年产量煤矿的审批，因此对于很多中小煤矿特别是私人煤矿而言，要获得开矿资格只有另觅他途。

而在耒阳，煤商们找到了另类财富暗门。耒阳两位煤商还向记者声称，只要跟管煤炭的史廷光搞好关系，什么非法矿，证照过期矿都可以开采。

“史廷光管公安、司法、矿产、安监，基本上跟煤炭有关系的部门都是他的管辖范围，面对煤炭的暴利，要他独善其身，容易吗？”10月31日，前述官场人士如是反诘记者。

血煤：监管背后的潜规则

所谓“挂靠”就是将那些不符合开采要求的小煤矿，列入合法煤矿的整合范围，挂靠在后者的名下经营

官煤勾结背后，是衡阳部分地方官员围绕“黑金”暴利，“以煤为介”，与煤商共同编织起纠缠难解的隐秘“血煤”链条，这条链条已然烙入到煤炭开采的各个环节。

耒阳市三都镇曾经从事煤矿开采，现已转行的煤商李镇军(化名)告诉记者，自国家2006年开展煤矿关闭整合新政后，耒阳的很多中小煤矿都被列入关停范围，很多有关系有门路的煤商开始通过“挂靠合法矿”等方式继续煤炭开采。

他解释道，所谓“挂靠”就是将那些不符合开采要求的小煤矿，列入合法煤矿的整合范围，挂靠在后者的名下经营，或者以后者的“风井”(煤矿通风设施，非生产设施)等形式存在，以便违规进行生产。

“虽然从名义上讲，负责整合的合法煤矿是这些被整合的小煤矿的股东，但实际上双方在投资、生产、销售和利润分配方面都是独立的，合法煤矿很难干涉这些小煤矿的经营，因为他们背后多数都有撑腰的官员。”李镇军透露。

事实上，要完成这种“挂靠”，的确需要有相关主管官员的帮助才行，以耒阳三都镇为例，该镇50多家煤矿被要求整合成为13家，“没有关系，根本别想拿到被整合的名额。”

记者调查到，这种“挂靠整合、违规开采”的典型例子，就是发生“6·20”矿难的三都镇都兴煤矿。

事实上，这次矿难的真正主角并非都兴煤矿，而是隐身其后的另一个煤矿龙兴煤矿。2009年，在耒阳市煤矿整合的大潮下，龙兴煤矿被整合到证照齐全的合法煤矿都兴煤矿之下，作为后者的“东风井”存在，并违规开展生产。

记者从都兴煤矿与龙兴煤矿2009年2月签订的《煤矿整合协议书》上看到，根据相关文件精神，龙兴煤矿被整合到都兴煤矿，双方合股经营，都兴占股75%，龙兴占股25%。

“龙兴煤矿是通过耒阳市政府个别官员的关系，被强制挂靠在都兴矿名下获得‘名分’的，实际上双方各有老板，龙兴从来都没有接受过都兴的管理。”李镇军告诉记者。

这仅仅是“血煤”链条在煤矿开采环节的体现，而煤矿管理、矿难处理等环节，亦同样被潜规则操控。

记者获悉，只要有上级部门前来检查煤矿安全生产，“被保护”的非法煤矿都会提前得到“保护伞”的通知，提前关闭矿井或是做好准备，其结果往往是检查组空手而归。

而一旦煤矿发生矿难事故，煤商与相关官员就会本着“能瞒则瞒，不能瞒就减”的原则，采取多种措施瞒报或少报伤亡人数，无数冤魂“死不见尸”。

“当时说是赔100多万，但现在只给了85万。他们说如果以后政府来查，我们没有承认亲人死亡，没有走漏风声，再把剩下的钱给我们。”一位被瞒报的遇难矿工家属透露。

利益网：“粗放开发”下的寻租空间

“办案人员搜出了一张写满暗码的纸，上面写着一些姓氏和A、B、C等字母，估计是一些入股煤矿的官员名字和入股数量”

衡阳“血煤”链条折射出“粗放式”资源开发模式带来的暴利。

部分地方政府在资源开发过程中，为追求短期的财税收入，默许一些矿业企业以减少安全环保投入，逃避承担社会责任的方式获得利润，这种粗放化管理加剧了矿产企业的“短期化”开采。

衡阳就是这种煤炭“粗放开发”的典型。衡阳下属7个县(市)均含煤，其中尤以耒阳储量居多，耒阳是全国100个重点产煤县之一。

衡阳市煤炭局资料显示，截至2010年6月30日，衡阳市96处保留煤矿中，仅有73处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，其中51处已经过期，而余下的23处煤矿则没有安全生产许可证，且这些无证煤矿全部集中在耒阳。

“这些无证煤矿基本上都没有关闭，一直在公开或者暗地里开采。”耒阳矿征办人士告诉记者。

他表示，目前普通块煤价格800多元/吨，无烟煤1000多元/吨，而每吨煤的成本不到200多元，以一个非法小煤矿每天产煤1000吨计算，其一天的暴利至少70万元。

而地方政府也可从煤炭暴利中分一杯羹，这也是相关部门对无证煤矿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”，默许这种没有完善安全保障的煤矿存在的重要原因。

以耒阳为例，其煤炭税费征收近年一路高涨：2008年52元/吨，2009年62元/吨，2010年72元/吨，2011年108元/吨，目前煤炭税费收入已占全市财政收入1/4强。

“没有煤炭，就没有耒阳的今天；只依靠煤炭，就没有耒阳的明天。”耒阳市前任市委书记袁延文曾如是感叹煤炭带给耒阳的“喜”与“忧”。

粗放开发带来的煤炭“黑金”暴利，也引来部分官员的垂涎。

知情人士称，衡阳地方官员入股煤矿现象不在少数。记者了解到，发生“6·20”矿难的耒阳三都镇都兴煤矿，其矿主刘秋根曾担任三都镇三田村主任、乡镇企业办主任，他还是衡阳市人大代表，同时是耒阳市广源煤业有限公司董事长，其与史廷光关系密切。

“办案人员从刘秋根办公室搜出了一张写满暗码的纸，上面写着一些姓氏和A、B、C等字母，连帮他打字的文员也不知道什么意思，估计是一些入股煤矿的官员名字和入股数量。”接近专案组的人士透露，目前刘秋根已被抓获，移至异地接受调查。

“官员涉煤形式多样，有的直接参股分红，和矿主结成利益共同体，充当矿主的保护伞；有的受贿，从矿主那里得到好处后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”湖南纪检人士向记者揭示当地“官煤勾结”的具体路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