据综合媒体消息，眼下，煤炭大省山西又陷“资源魔咒”，煤炭运输不旺、港口积压严重，价格急速下跌。

截至2012年6月底，山西全省库存煤近2000万吨，同比增长约14%，价格也持续下跌。

山西省煤炭工业厅称，2012年上半年，山西煤炭全行业销售收入和行业利润同比虽然都有所增长，但增速明显放缓；山西省属五大国有重点煤炭企业的应收账款逐月增长，最高增长率已超过85%。

据记者了解，截至6月底，朔州市煤炭企业煤炭库存量达到200万吨左右，同比增长近68%。坑口煤价大幅下跌，已至综合成本价以下。7月，该市煤炭企业销售大面积负增长，煤矿正常生产难以为继，生产规模自发收缩。

严峻的经济形势，使人们再次忆起2009年开始的那场轰轰烈烈、饱受争议的煤炭资源国有化运动。有观察人士指出，山西今天的困难，与那场运动不无关系，煤炭资源整合形成并放大了市场风险，“卖煤难”正是这种风险的集中表现。

8月初，财新记者专程到山西采访。初步的感受是，山西各界对其经济风险与结构痼疾的反思开始升温。他们期望，正在酝酿中的“综改试验区”方案，能够成为缩小山西与全国整体发展差距的机会。

仍然是“一煤独大”

今年上半年，山西经济的基本面不容乐观。GDP、财政收入、工业增加值增速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等主要经济指标均呈现增速下降趋势；焦炭、钢铁等行业全行业亏损，其中，钢铁行业在1至5月实现利润仅有2.7亿元，同比下降90.5%。

1至6月，山西省财政总收入同比增速分别为32.3%、29%、26%、25.1%、24.4%、19.8%。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林永生分析说，在一个煤炭工业占绝对主导地位的省域经济中，财政收入增幅持续下跌，正好反映出其煤炭产业形势严峻，行业盈利不乐观，国有煤矿企业面临困境。

山西省政府早已感受到煤炭形势萧条带来的压力。财新记者了解到，往年都是7月召开全省经济形势研判会议，今年提前到了6月召开。

以煤炭为主的产业结构，使山西经济呈现很强的刚性特征，对省外市场存在高度依赖。钢铁、煤炭行业超过60%的市场在省外，焦炭市场对外依存度已超过70%。

因此，包括山西省内学者在内的多数观察者认为，2012年上半年的山西煤炭资源产能过剩，病根不在省内，而是外部整体经济周期导致的需求不足。

根据山西省官方的解释，由于国内国际经济不景气，主要耗煤行业产品产量增速普遍下降，重点电厂日耗煤量保持低位，社会用电量增速回落；国内煤炭产量、进口煤炭数量快速增长，价格快速下降；社会煤炭库存维持高位，水电发电量大幅增加，这些因素加大了山西煤炭市场下行压力。

尽管市场形势堪忧，然而在“一煤独大”的产业格局里，煤炭产业也还在竭尽全力支撑山西财政与税收。按山西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劲民的说法，山西“每天三顿饭里面，有两顿要靠煤炭”。这一点，在今年上半年山西的税收情况中表现得更加突出。

山西省国税局的新近数据显示，今年上半年，山西煤炭开采和洗选行业入库税收收入408.04亿元，比去年同期增长23.37%；煤炭运销行业入库税收收入41.66亿元，比去年同期增长21.25%。全省煤炭行业增值税累计完成340.04亿元，增长16.96%，占全部增值税总额的60.56%。

据李劲民介绍，山西煤炭、电力、钢铁（冶金）、焦炭四大传统支柱产业占整个工业增加值的70%以上，历年来，四大支柱产业对财政的贡献都在70%左右，仅煤炭对财政的贡献就在50%左右。

以朔州市为例，据记者了解，该市工业的87.3%靠煤炭产业支撑，对当地财政的贡献率超过70%。

煤炭形势对山西经济的整体影响由此可见一斑。今年上半年，个别地区财政收入已出现负增长。7月，山西煤炭行业税收急转直下，入库增值税仅为38.51亿元，同比减少25.53%，减收13.21亿元。由于山西经济的滞后效应，随后形势更不容乐观。有专家估计，本轮煤炭行业走低可能拖累山西GDP走低约5个百分点。

为应对煤炭市场紧张局势，山西采取的措施是“定量、稳价、提效”，部分地市明确提出“限产保价”，同时建议取消煤炭价格“双轨制”。

基于上半年的增长压力，以及不容乐观的经济前景，“山西版”稳增长计划先于全国其他省市出台。该计划包括“‘稳增长’30条”、“扶持小微企业17条”以及“支持服务业发展9条”。

在山西稳增长计划文件中，“全力增加投资”仍然是重中之重。据财新记者了解，山西省2012年的投资目标是“全年投资1万亿、项目落地1万亿、招商引资1万亿”。在“特别强调”的基础设施和重点工程项目上，2012年的“目标任务”涉及投资金额超过6800亿元。

庞大的投资计划并不是山西独有。按中国经济观察者们分析，地方版“4万亿”投资计划正在悄然展开。尽管学界对经济萎缩引发的本轮投资冲动普遍感到担忧，但地方政府依然在不遗余力地为“稳增长就是稳投资”造势、奔走，为项目争取“路条”。

山西省内决策咨询人士认为，山西的发展不足问题，其重要根源是“投资不够、项目不够”，总投资规模偏低，在中部地区亦处于落后地位。因此，更需要简化项目审批环节，加快审批速度。

从记者获得的资料看，山西在短期项目选择上，强调的是承接产业转移和延伸煤炭产业链，以及做强当地非煤传统产业，试图在更大程度上摆脱对外部能源需求的绝对依赖。三一重工、富士康的转移项目以及当地的煤化工项目，都已成为重点培育对象。

煤炭资源国有化之争

2009年，山西强力推进煤炭资源兼并重组，引发了“国进民退”大讨论，这场争论至今仍未结束。反对者认为，山西在“以安全的名义”驱逐民营经济，煤炭资源兼并重组是改革倒退的标志性事件，也为山西经济失衡带来严重的“体制赤字”。

山西省发改委一位不愿具名的研究人士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，明确反对用“国进民退”来评价山西的煤炭资源重组。该人士说：“所有制不是重要标准，只要符合产业要求，谁干都一样！”

上述人士所讲的“产业要求”，即煤炭企业要么具备年产300万吨，而且至少有一个年产120万吨的机械化开采矿井，要么企业规模不低于300万吨每年，矿井规模不低于90万吨每年。

外界普遍认为，正是这个行业门槛，把许多民营煤老板挤出煤炭开采领域。

其中，据浙江方面相关人士估计，浙江大约有500亿民营资本“深陷其中”，损失严重。

据说，山西煤炭资源整合是“多年想干而一直干不成”的一件事。2008年，国际金融危机导致整体需求不旺，“当时的煤多得根本就卖不了。”李劲民认为，在一定程度上讲，山西是抓住了这个稍纵即逝的“出手机会”。

山西为此付出的现实代价是，在煤炭整合狂飙突进的2009年，其经济一度负增长，最终以5.5%的增长率成为全国惟一“保八”失败的省份。

理论界、新闻界的轮番质疑，始终没有动摇山西方面的决心，也未影响到中央层面对山西煤炭资源整合、煤矿企业兼并重组的支持态度。

在山西煤炭资源重组受舆论抨击最激烈的2009年、2010年，中央决策层及高层人士不断为其合理性背书；山西省委省政府态度也很坚决，虽然受到很多“非议和责难”，但是“山西非做不行”。经过两年的强力推进，2011年5月底，山西省煤炭厅宣布，煤炭资源整合、煤矿兼并重组基本结束。

从记者采访获得的信息看，山西省内学者所总结的煤炭资源整合积极效应至少有：开采秩序得到极大改善，解决了“谁来办矿”和“成本不合理”两大问题；煤矿安全事故得到有效控制，两年多来没有群死群伤事故发生；生产效率和资源利用率得到提高，质量得到提升；产生了广泛的示范效应，不少省市来考察学习“山西样本”。兼并重组的遗留问题并不影响大局。

对于煤炭资源整合、煤矿兼并重组的“成果”，山西省主要领导的最新要求是“巩固和扩大”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历届主政山西的官员，都在承受着煤矿事故带来的强大政治压力，如果不搞煤炭资源的“适度垄断”、不搞大规模的关闭小煤窑运动，政绩风险恐怕会被步步推高。

“每一届政府都在搞改革，都在寻找突破口，不进行资源重组，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。”李劲民说。

但是，反对整合的人则认为，煤炭资源“国进民退”所隐藏的风险还没有进入集中爆发期。靠行政权力进行资源配置、推进国企垄断，长期看，会带来效率低下和供应短缺，煤炭资源价格势必畸形上涨，全社会都要承担很高成本。

在现实中，“国有部门效率显著低于民营部门，同时又占用了与其规模和效率不相称的大量的经济资源，这是目前资源配置扭曲的一个重要来源。”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、研究员张文魁认为。

林永生对财新记者说，“国进民退”后的山西煤炭巨头像只大象，行动越来越“笨拙”，企业行为的目标函数中包含太多非市场因素，难以真正有效抵御市场风险。

当前，山西煤炭陷入生产越多、亏损越多的困境。林永生认为，如果没有当初的“国进民退”，允许中小煤矿企业自由竞争，它们会充分利用其自身灵活性的特点，根据市场变化及时调整自身经营策略，应该可以减少或避免市场风险。

林永生说，如果经济下行，市场需求放缓，煤炭价格下跌，减产保价是任何一个追求利润最大化企业的正常反应，但是，重组后的大型国有煤企带有很多政治与社会责任，与市场经济体制中政企分开的现代企业制度相悖。另外，重组以后的山西煤炭国有企业一旦停产或减产，也可能造成工人失业，影响社会稳定。

在“国进民退”浪潮中留下来继续做煤炭开采的民营企业，因为要达到政府要求，不得不从民间借贷中获得资金以扩大规模、采购设备，因此也埋下了许多金融风险。从目前的迹象看，这种风险也开始爆发。另外，因为政府搞“限产保价”，民营煤企可能又将陷入新一轮生存危机。

目前，学界的共识是，大规模的国有化路径会削弱市场竞争的基础，使中国市场化改革偏离正常轨道。用某种硬指标搞“一刀切”，有悖于现代市场经济运行规则，并损伤企业家精神，为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埋下隐患。

从道德层面讲，国有企业并不天然比民营企业具有优势，因此国有化是否可以更大程度上减轻资源开采带来的矿难、生态破坏等负外部性，目前尚无定论。多数学者认为，相对有效的办法，是责任和产权多元化、明晰化，加以严格的监管制度、适当的资源税收政策和生态补偿机制。

针对山西煤炭资源整合，有学者撰文提醒，用“国进民退”的方式让国有部门来承担更多更大的社会责任，是一种“家长制”作风，而试图“一大遮百丑”的最终结果可能是适得其反。更为现实的，是会加大当下正在进行的经济结构调整的难度。

再寻突围之路

外界常常以“资源魔咒”来形容山西的困境，认为其“因煤而兴”，却又逃不掉“因煤而衰”的厄运。长期粗放发展的煤炭产业，成为山西经济和结构调整很难解开的一个死结。

长久以来，对煤炭资源的外流，山西省内充满抱怨；他们也不把刚性的煤炭产业结构看做是山西的优势。李劲民认为，山西需要在多个领域推进改革，以扭转周期性“双向价值流失”的路径偏差。

按照他的解释，山西“双向价值流失”是指，当全国经济形势出现衰退迹象，山西资源价格首当其冲，利润空间收窄，但是，同期购进材料价格相对上涨，形成价格倒挂。比如，2012年上半年，山西工业生产品出厂价格指数同比下降0.9个百分点，但是，同期购进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.4个百分点，价格倒挂1.3个百分点。

据当地一份内部研究报告的观点，因为价格管制，煤炭及相关能源产品价格与价值严重背离，资源通过不平等交换转移出省外。最终结果是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建设能源基地前相比，当地民众相对生活水平不仅没有提高，反而在下降。

山西人均GDP、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，一路下滑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，到90年代，已处于全国倒数几位。进入新世纪以来，山西经济实力、城乡居民收入、就业、公共福利以及教育、医疗保障等指标均处于全国落后省区行列。

煤炭资源长期“蝗虫式”开采，在山西被称做“吃祖宗饭、断子孙路”，其导致的资源浪费、安全事故都非常严重，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更是触目惊心。

上述内部报告的数据显示，能源重化工基地建立以来的30余年，全省累计排放烟尘、二氧化硫分别在2000万吨以上，固体废弃物累计堆积量在20亿吨左右，工业废水近200亿吨；山西境内90%以上地表水受到严重污染，接近54%的河流断面处于劣五类水质；每挖1吨煤要破坏水资源大约2.5吨。

30余年来，山西因产煤造成的可量化生态环境损失超过6000亿元；据不完全统计，在2004之前的10年间，山西地质灾害（不包括煤矿事故）死亡人数近500人；新生婴儿缺陷率为181人每万人，矿区更是高达400人每万人，都大大高于全国水平；癌症病发率、死亡率较上世纪70年代上升了30%-50%，恶性肿瘤死亡占厂矿死亡职工人数的30%；高污染地区的呼吸道发病率近85%，尘肺病患者人数居全国前列。

矿难是外界对山西最直接的负面感受。对山西煤炭无序开采和大小煤矿事故的大量报道，使山西煤炭资源蒙上一层“血煤”阴影。数据显示，2009年以前，山西煤矿每年发生一次死亡10人以上的煤矿重特大事故13起左右。上述种种，成为煤炭资源整合的理由。但政府强力推动的整合运动，是否解决了这些难题，尚待观察。

长期对煤炭工业的过分偏重，对其他曾有相对优势的产业形成挤出效应，使机械加工、装备及汽车制造等在山西有较好发展基础的行业丧失了发展机会，由此造成山西支柱产业单一，接续产业匮乏，经济增长后劲不足。

而今，转型呼声渐高，国家层面的支持也已经开始，“资源型经济转型试验区”被寄予厚望。

2010年12月，国家发改委在批复山西申请设立“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”（以下称做“综改试验区”）的通知中，要求山西“先行先试”，“抓住与资源型经济转型密切相关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，推进改革，率先突破”。

山西的转型基调，是“以煤为基、多元发展”，宣称“用资源换资本、换技术”，因此，其煤炭产业发展要更偏重于经营、管理制度改善和技术升级，也更加注重培育战略型新兴产业。

按照正在酝酿中的“综改试验区”方案设想，山西现代产业体系的“先导产业”，是山西特色的煤层气与煤化工，以及国家层面的七大战略型新型产业。在2015年前，非煤产业占GDP比重要超过60%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山西的服务业占比持续下降，这给山西向现代经济结构转变释放了不良信号。

尽管目前山西已经出台服务业振兴规划，但是，由于投资环境、地理、人才等因素制约，与服务业相关的诸多现代新型业态在山西并不被看好。比如要求“大力发展”高新技术服务、电子商务、网络经济等，观察者称此想法难有实效。

财新记者获悉，山西综改试验区方案至少在产业升级、生态治理、政府管理、城乡统筹、收入分配等八个方面，设置了若干阶段目标和制度变革要求。在财税、金融、投资以及土地管理等要素配置机制方面，山西或将被赋予诸多关键性的自主改革试验权。

按照转型方案，煤炭资源整合和煤矿企业兼并可能会继续进行；现代煤化工将会有大范围布局；要建设保税物流港以及全国性煤炭交易中心。

为了给“再造一个新山西”的试验区探路，山西省成立了专门的工作办公室，编制批复了11个试点县和20余个省直部门“2012年行动方案”。试点地区和项目会得到资金、用地方面的支持。

山西准备用30年时间完成转型，其目标是“由资源依赖型经济”全面转向“创新驱动型经济”。担忧者提醒，山西经济转型要吸取历史教训，不能再做“得过且过的寒号鸟”。